跟影视剧打了一辈子交道,天脊吧傅正义得了很多称号,最著名的那个,还是影视界的王麻子。那是导演谢添给的,因为在影视圈,他的剪刀最麻利。
他是一名剪辑师。剪片子时,他眼上总架着修表匠的放大镜,一刀下去,咔嚓落在最准确的剪辑点上。剪好片头片尾后,他左手腾空一甩,把长长一段胶片抛到空中。站在身后的徒弟伸手去接,把片子放在两侧的片篓子里,“他剪片子很快,动作也很帅”。
尽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剪刀已经极少出现在电影厂的剪辑室里,取而代之的是手摇剪辑机,电动剪辑机,鼠标,但傅正义到晚年还把剪刀挂在心上,“我爱剪刀,就像爱自己的生命”。
他第一次握起剪刀独立剪片是在上海,剪了《三毛流浪记》,那时他24岁。
11月15日,94岁的他因病去世。他已经剪出了一个丰富的世界:从电影《三毛流浪记》《小兵张嘎》到《伤逝》《知音》,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电视剧,约600部(集)影视作品都经他的手走进中国人的屏幕里。
他可以把7个不同内容的镜头,剪成25个短镜头,让本来慢的节奏变得很快。也可以在电视剧《红楼梦》“凤姐之死”的片段中,在雪地拖行王熙凤尸体的各种景别画面上,多次闪回昔日凤姐不可一世的骄傲模样,形成对比,配上乐曲,渲染悲凉的情绪。
他的剪辑曾骗过无数观众的眼睛。电视剧《红楼梦》里,饰演王熙凤的演员邓婕个子不高,与高个子“贾琏”演对手戏不般配,化妆师给邓婕穿了一双三寸高的鞋。过门穿户时,邓婕一抬脚迈过门槛,就“露了馅”。
他在王熙凤抬脚的瞬间下剪,插接上屋内人物中景,近景的反应,再接她已进门在房内的镜头,成功以假乱真。
另一次,在制作武打片《神秘的大佛》时,导演张华勋发现其中一段武打动作不够快,“显得不够真”。傅正义在剪辑台上翻来覆去审度样片,最后用多个镜头交叉组接,调整节奏,让戏更真实。
张华勋评价,他的剪辑弥补了演员表演的不足。主演刘晓庆也说:“在他神奇的剪刀下,我的功夫变得非常高强。”
在他看来,高水平的的剪辑师必须让观众看不到影片剪辑的痕迹,这也意味着,极少观众会记住剪辑师的名字。他成了只有导演和制片厂知道的名人。
张华勋说,他既能从导演的角度琢磨刻画人物,表达主题,也能从摄影师的角度保?画面美感。一旦发现不对劲,他会第一时间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那时,选择直接向导演提出想法的剪辑师并不多。由于中国电影是导演中心制,有很长一段时间,剪辑师被默认为做纯技术性的辅助工作。但他会直接告诉导演“你这样不对”。
他的脑子转得很快,有些导演甚至跟不上他的快节奏。他的徒弟周新霞记得,有时反复沟通后,导演还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剪辑,他会不耐烦地把脸别过去,嘟囔一句“真笨”,otm奥特曼然后坐回剪辑台上,实现导演的想法。
刘晓庆曾回忆,有一次她去电影厂,碰到傅正义和一个大导演拍桌子争论,然后拂袖而去,“听说最后还是这个大导演亲自上门,才把他请回来”。刘晓庆评价,很多大导演,视他为知音。
拍桌子的底气来源于他下功夫研究每一个剧本。读完《神秘的大佛》剧本后,他马上到张华勋家交流。在乐山拍摄时,他提醒张华勋要多拍当地风光的镜头。剪辑“寻找怪面人”片段时,他让张华勋再补拍一些火把,小鬼的短镜头,营造紧张的氛围。他对着第一次独立执导的张华勋说:“这是你生的第一个儿子,你一定要把它弄好。”
作为影片的第一个观众,他将每一部片子都视为自己的孩子。每次对胶片下剪前,他要披上白衣服,戴上白手套。曾和他合作过的导演孙秀樱说,他从来没有机械地按照分镜头脚本为导演剪辑,而是借助“剪刀”,表达自己融入片子后想说的话,提高影片质量。
为此,他下了很多苦功夫。年轻剪辑师反复尝试才能找到准确的剪辑点,他一剪一个准。周新霞分析,他习惯用放大镜看镜头,眼睛练得格外敏锐,能在胶片上直接找到对应的片段。
由于胶片剪接工序复杂,他剪辑前总是在脑子里反复推敲剪辑点,金山毒霸oem联想版考虑两个镜头组接后的情绪和节奏,多一格要剪掉,少一格要补回去,保证镜头之间接得严丝合缝,能发生化学反应。
周新霞说,他剪过的影片干净到没有多余的镜头,也没有拖沓的情绪,和缎子一样平滑流畅。
他要求电影“不能有毛毛茬”。为此,他反复琢磨胶片,手常常被胶片的毛边拉破,摸起来毛糙糙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被磨出了老茧。
这双手早年还练过其他手艺:运送报纸,放映电影,烹饪西餐……最后,他握住了剪刀。解放后,这双手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台上挥舞“剪刀”。
他曾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胶片使用控制严格,前期拍摄一个镜头只能拍3次,对剪辑工作要求很高。他常在累积如山的片盒里翻找镜头素材,边找边扔,一时间遍地都是片盒。合作《青春之歌》时,陈怀皑导演曾开过玩笑:“傅正义剪片,盒子满天飞!”
徒弟刘芳总结,他剪辑的片子干净利落,节奏鲜明,把故事讲得很清楚,“像他的性格”。 在他那个年代,中国电影的传统“刀法”有约定俗成的模板,节奏比较慢,但他的影片不沉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在自传《剪辑人生》里记录,电视剧《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结义歌”片段里,原先的样片有停顿,用了一个桃花落水随波逐流的镜头,有损刘,关,张肝胆相照的性格特点。
他重剪时,挑选出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近景,特写,再从补拍的空镜头里选择桃花盛开的运动镜头,让每个镜头都在音乐的强拍上转换,渲染出三人生死与共的情绪。戏就出来了。
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太多爱好,也不太管家里的事,退休后,他甚至不愿多去家门口的公园散步锻炼。在儿子傅国亮眼里,他是个寡言的父亲。两个老同事都说,他说话很谨慎,很少聊起自己的生活,可能是“老艺术家受到冲击后”留下的“通病”。
但一旦走进剪辑室,他的动作马上变得利索起来,“口才好着呢”。这个带着湖北乡音的老剪辑师,晚年时坐在刘芳身边指导,常常忍不住提高嗓门,加快语速,急切地把他的思路表达出来,“他看过一遍素材,脑子里已经想好了(怎么剪)”。
每当和刘芳聊起他把不够有戏的片段修理好,他会忍不住手舞足蹈,特别兴奋。后来,有很多外地的影视从业者带着片子慕名而来,请他作为“医生”帮忙诊断。他开出了“药方”,告诉他们:“艺术创作要考究,不要将就。”
他曾一度放下过“剪刀”。他曾在自传里回忆,“文革”开始后,北影厂多年一片未拍,电影创作生产完全停顿,他遗失了写满剪辑经验的草稿。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才开启自己的“黄金时代”。1982年,他成为金鸡奖历史上第一个最佳剪辑奖的得主。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又让他成为获得金鸡奖和飞天奖双奖的第一人。
他逝世后的第九天,在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傅正义的名字在最佳剪辑奖的环节被多次提及。8年前,他曾在这个舞台上捧起终身成就奖的奖杯。
这个剪过不同片种的老剪辑师,永远能从不同片子里找到下“剪刀”的乐趣。有些剪辑师觉得剪歌舞片,戏曲片和美术片不好发挥剪辑技艺,“出力不讨好”,但为了剪辑戏曲片《杨门女将》,这位来自湖北农村的剪辑师自学京剧的曲牌腔调和锣鼓经。
他总是热爱新鲜的事物。小时候,他坐在父亲开的杂货铺前,看着人们从各乡县过来赶集,他觉得新鲜,怪异,好玩。晚年时,他和刘芳说,他也想学用电脑剪片子。
每当剪好一个有艺术价值的片段,他会叮嘱周新霞把剪辑思路记下来。这些材料,后来编进他的四本专著里。他早在“文革”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希望“中国人能有一本真正的电影剪辑教材”。文革后,儿子傅国亮看到他坐在板凳上,把他整理的材料都铺开,趴在床上开始写书。
国家一级电影摄影师涂家宽也见过他在剪辑室里伏案而书。他曾数着手指头对涂家宽说,自己断断续续地只读了4年书,“力不足啊”。但他最后写出了4本总结了他所有实践经验的书。其中,《电影电视剪辑学》是很多影视剪辑从业者的入门教材。
这弥补了他学徒时代的遗憾。由于没有专业老师和剪辑教材,他学剪辑时只能站在老师傅身边,琢磨该怎么对着胶片下剪刀。下班后,他买一个烧饼,提着一桶水,钻进放映室里看好莱坞影片,继续琢磨美国人怎么下剪刀。工作后,他利用每个和大导演合作的机会学习。
他常说:“剪辑很需要懂戏的人来完成。”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剪辑行当里大多以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传帮带,普遍文化水平不高,金山毒霸oem联想版电影行业内大多将剪辑师视为剪接镜头的工匠。
他惦记着提高年轻剪辑师的艺术素养。他参与推动了北京电影学院开办电影剪辑干部专修班。1987上,有25名电影剪辑师因此进入大学校园。
这群学生后来成为各地影视剪辑的中流砥柱。这个班的学生钱泠泠说,他们在大学里学习了电影的相关理论知识,从而懂得如何在剪辑台上再度创作,成为富有创造力的电影剪辑师。
为了这把“剪刀”,他还放弃过走到人前的机会。导演崔嵬发现他艺术想象力丰富,提议让他改行当导演。他老老实实答,“片子剪得好,我就心满意足”。
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电影厂员工对下海赚钱“蠢蠢欲动”,他教导刘芳不图名利,“既然喜欢剪辑,就要坚持”,把刘芳摁在了剪辑台上。
很少有人知道,他进入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份工作,是擦桌椅,拖地板,倒痰盂的勤杂工。15岁时,他看到电影厂在报纸上刊登招聘练习生的广告。只在露天环境下看过默片和儿童片的他心动了。
进入电影厂后,要干很多勤杂工的活儿,许多练习生退出了,只有他因为喜欢电影坚持下来。有人发现他干活勤快麻利,让他进剪辑室当学徒。
多年后,他也给了许多年轻人机会。2001年,巴特道尔吉孙秀樱有个小片子《爱得明白》,时间比较赶,请他帮忙剪辑。
为了帮孙秀樱节约开销,他没有去剪辑室,反而抱着剪辑设备到孙秀樱家就开始下“剪刀”。这个已经76岁的老剪辑师坐在片子前,从早上9点剪到晚上10 点,不愿意间断,也从不喊累,动作熟练得“感觉闭着眼睛都能操作”。他还催着孙秀樱去补拍镜头,拒绝了去外边吃饭的请求,怕耽误时间。
这部片子后来获得第一届电影频道电视电影百合奖二等奖。这对傅正义来说并不意外。片子剪完,他就对孙秀樱说:“拿去吧,保证你能得奖。”
“我该怎么谢您?”孙秀樱总担心自己的小片子给这位大师级人物添麻烦。
“给我做红烧肉。”答案很简短,声音很爽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魏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