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yong)案又称胡党之狱、胡狱，是(shi)明初四大案之一(yi)。胡狱的本质是(shi)朱元璋为了加强独(du)裁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惨案，牵涉的人达(da)到了3万多人，朝廷重要官(guan)员几乎都受到了打击。胡狱是中国古(gu)代帝王杀功臣的最典型例子(zi)，可以说算是臭名昭著的(de)事件了，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东汉的党(dang)锢之祸。经过胡狱之后，宰相制度被废除，中国(guo)的专制走向了顶(ding)峰。
一，宰相制度：朱元璋(zhang)的眼中钉宰相制度，可以说是源(yuan)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中央就(jiu)设置有相、太宰等职位，也(ye)就和后来的宰相(xiang)是类似的，主要职(zhi)责在于辅佐君主。在不同的时期，宰相的(de)官职和名称也各不相(xiang)同。如秦朝为丞相、汉朝为尚书(shu)、唐朝的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并为(wei)宰相，宋朝为平(ping)章政事，元朝又重设丞相。
相权的变化
宰相制度的存在对于(yu)国家机器的正常运(yun)行是十分有利的。宰(zai)相可以独立地处理政务，为皇帝(di)减少了许多压力；宰相可以为皇帝提(ti)供了许多合理的意(yi)见，减少政策的失误；宰相还可以在皇帝年幼的时(shi)候保障国家的正(zheng)常运行。三省六部制形成之后，中国的(de)宰相制度走向了成熟，三省长官分工(gong)，一定程度上限制(zhi)了君权。如门下省的长官可以驳(bo)回中书省的决策，而皇帝发(fa)号命令也必须要经过中书省(sheng)，也就是“事不出(chu)中书，是为乱政(zheng)”。
然(ran)而在朱元璋看来，宰相却是一个极为(wei)可恶的东西，甚至将(jiang)许多朝代的灭亡都归结为宰相(xiang)。他说：“自古三公论道，六(liu)卿分职，并不曾设(she)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er)亡。汉唐宋因之，虽有(you)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而朱元璋之所以十分憎恨丞相，和元(yuan)朝的教训是有关(guan)的。元朝并三省为一省，在中央设置(zhi)了中书省总览政务，其长(chang)官为丞相。机构的(de)合并必然导致相权的扩大，于是在(zai)元朝就出现了宰相弄权十分严重的现(xian)象。朱元璋认为元朝(chao)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委任权(quan)臣，上下蒙蔽故也”。
而在开国(guo)之初，明朝内部就开始(shi)出现了结党营私的现(xian)象。最初，朝中文臣集(ji)团以宋濂、刘基和李善长为首，三(san)人情况各不相同。宋(song)濂为人低调，行事谨慎，所(suo)以在政坛上也几乎没有政(zheng)敌和党羽。刘基为人较为高调，因(yin)而容易陷入政治漩涡；李善长善于协调文武(wu)大臣的关系，因而人(ren)脉深厚，得到了朱元璋的(de)重用，高居左丞相之位，又贵为(wei)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后来又(you)排挤了刘基，成为百官中地位(wei)最显赫的人。围绕(rao)在李善长周围的是淮西(xi)官僚集团，他们大多数都身居高位。开(kai)国之初，朱元璋封6人(ren)为公，28人为侯，其中公爵的6人均(jun)为淮西集团的人物，其中(zhong)就包括徐达、常茂（常(chang)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汤和。
李善长
由于开(kai)国之初，全国还未(wei)统一，距离天下安定尚需时(shi)日。朱元璋就不得不依靠这些文臣武(wu)将。朱元璋还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巩固淮(huai)西集团的关系。洪武六年（1373年），李善长推荐其同乡(xiang)兼姻亲胡惟庸担任(ren)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胡惟(wei)庸在位期间又遍植朋党，打(da)击异己，使得淮西集团的(de)势力进一步膨胀。因此，胡惟庸(yong)已经成为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
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nian)（1380年），朱元(yuan)璋以“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蠹害政洽，谋危社(she)稷。”将胡惟庸等处死。之后(hou)的十年，加在胡(hu)惟庸身上的罪名越来越多，如“勾结蒙古，私通(tong)倭寇……”，而牵连的范围(wei)也不断扩大。李善长等大批元(yuan)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yu)人，就连一直谨慎的宋濂也被牵(qian)连其中。而开国(guo)第一功臣徐达也可能是被朱元璋设(she)计杀死，根据王文龙《龙兴慈记》载，徐达因病(bing)无法吃鹅，然而朱元璋却非得(de)赐徐达蒸鹅，使得徐达吃后(hou)就去世了。经过了10年的胡(hu)狱，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wu)几乎被铲除。1393年，朱元璋又发动了“蓝玉案”，诛杀蓝玉、傅友德、冯胜(sheng)、王弼等功臣名(ming)将，牵连着达到了1万(wan)5000人，进一步消除了淮西集团(tuan)势力名，“于是元勋(xun)宿将,相继尽矣”。
明朝建立(li)后，朱元璋沿袭(xi)元朝的制度，依然设立中书省为最高(gao)的机构，丞相为百官之(zhi)长。朱元璋开国之初设(she)置丞相只不过也是权宜之(zhi)计，并非长久考(kao)虑。在建国后，朱元璋就对处处(chu)防范丞相。1378年，朱元璋(zhang)下令“命奏事毋(wu)关白中书省”，也就是大臣(chen)的奏章可以绕过中书省到达皇(huang)帝这里，试图削弱丞相的权力(li)。
胡惟庸被杀(sha)之后，朝中无人敢反对朱元璋，于是(shi)朱元璋便趁机废除(chu)了一直沿袭的宰相制度。当年，朱(zhu)元璋告谕文武百官，说“中书省以总天下(xia)之文治，都督府一统天下之兵政(zheng)，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然而“奸臣窃持(chi)国柄，枉法诬贤”，“盆害政治，谋(mou)危社极”。于是废除中书省，提高(gao)六部的地位；拆分都(dou)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军卫。于是(shi)，中国几千前沿袭的宰相(xiang)制度就被废除了。
废除(chu)宰相后的权力状况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又敕谕文武群臣(chen)：“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cha)院、通政司、大理(li)寺等衙门，分理(li)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xiang)压，事皆朝廷总之(zhi)，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xu)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she)立者，文武群臣即(ji)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quan)家处死。”也就是从制度上断绝了宰相(xiang)制度的产生，禁止后(hou)世重设宰相。宰相制度的(de)彻底废除标志着皇权(quan)正式攀登上了历(li)史的顶峰，这也宣告中国古(gu)代的制度正在走向衰落。
朱元璋废除(chu)了宰相，也就为新的政务机构产生(sheng)提供了条件。丞相制度废(fei)除后，大量的奏章需要朱元璋亲自处(chu)理。据史料记载，朱元(yuan)璋曾经在八天内，平(ping)均每天批阅200多件奏(zou)章，处理国事400多件。朱元璋感到“人主以一人(ren)御天下，不可无辅臣”。于是朱元璋开(kai)始启用一些殿阁大学士来(lai)帮助自己处理政务(wu)，这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ding)了基础。从明朝的历史上来看，内阁最初为秘书机(ji)构，但是后来权力也不断扩(kuo)张，甚至成为了新的行政机(ji)构。因此也有人认为：朱元(yuan)璋并未能彻底废除宰相制度(du)，后来的内阁制度就如同汉朝的内(nei)朝，必然会成为新的宰相制度。
内阁制度和宰相(xiang)制度的比较
另外，没有了(le)丞相，朱元璋必须依靠宦官来帮助自己(ji)，这也为明朝后期宦官(guan)主权埋下了隐患。朱元璋曾(ceng)经镌铁牌置宫门口，有铭文:“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zhe)斩”，说明朱元璋是十分防范宦官(guan)的。然而由于皇帝政务负担大，使(shi)得后世的皇帝不得不依赖宦官(guan)。永乐帝开始重用宦官，宦(huan)官的权力也不断加强。明代(dai)宦官人数之众多(duo)、机构之庞大、职(zhi)能之全面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yi)指。从明初“土木之变”、“夺(duo)门之变”，直到晚明的“红(hong)丸案”、“梃击案”、“移宫案”，宦官在其中(zhong)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ming)朝宦官专权为历代之最，这也(ye)是因为宰相制度被废除所带来(lai)的弊端。
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