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古代中国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农耕文明的历史犹如一部厚重又气势恢弘的长篇诗歌,从远古吟哦而来,诵出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唱出了华夏大地的勇敢自信。而牛作为农耕文明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已经和农耕文明密不可分。《资治通鉴》曰: “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可以说,农耕文明的牛已经不单单指一种动物,而是代表着一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民族精神。
那么在古代,牛耕在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需要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而且在此之前,还需要先了解牛耕之前农耕的历史、农具的发展、中国对牛的驯养的情况等影响农耕的因素,因为这些都是影响农耕的重要因素。
一、牛耕以前的耕种方式——耦耕牛耕又称犁耕,是从耦耕(用耒耜为工具的耦耕)耕作方式一步一步地发展到现在的牛耕耕作方式,所谓耦耕都是指两人并力耕作的,用的工具是耒耜,是是用木头制成的两种作用不同的农具,耒利于深耕,耜利于发土。《易·系辞》记载“揉木为耒”,《说文解字》也记载“手耕曲木也”。武梁祠石刻画神农手持耒,上端作曲柄形,下端作分歧形。耜《说文》记载应该是现在锹锸一类的农具,耜的前端或嵌有锐利的燧石或骨蚌,所以《诗经·大田》有“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的诗句的,其中覃就是形容耜的锋利。
这两种农具都是要利用人身体自身的重量铲入土中的。因为是木制的,就算嵌有燧石或骨蚌等物,也必须用两人的力量才可以铲之入土,这是古代耦耕最重要的原因。
商周时期,是以耦耕为主流的时期。甲骨文中记载“(王)大令众人曰:劦口田,其受年。”商王下令进行耕作时都在“令”字前加一个“大”字,说明商朝也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耦耕耕作场面。
《诗经》中说到西周时期劳动场面有两千人共耕,《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祖牛耕的使用开始于什么时期隰徂畛。”唐人孔颖达注疏曰:“千耦,谓为耦者千,是二千人为千耦。”除此之外,还有更达上万人共耕的场面,《周颂·噫嘻》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为耦。”郑玄笺注“十千为耦”这句话认为:“万耦同时举也。”所谓“万耦”就是两万人共耕。在那个时期,人数虽然不一定是实指,但是依然显示了当时耕作规模的宏大。
二、远古时期牛的用途牛的饲养在中国比较早。早在7000多年前的远古先民就已经成功驯化了牛类。在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遗址和王因遗址中,都发现有作为家畜的黄牛和水牛骨。在河姆渡文化中,就已经养畜了水牛。
这说明在商周时期牛就在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牛最主要的几种用途是食用、祭祀、赏赐和交通工具。
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用途是食用。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曾在探沟中发现各种骨料30000块以上,猪骨最多,牛羊骨次之,还有少量马骨、犬骨、鹿骨等等,安阳殷墟晚商王都一些中上层平民墓每每有随葬牛羊腿骨,这充分说明在商朝养牛已经有所规模,牛是远古先民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牛也是祭祀所用最平常的祭品。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就已经发现有水牛和黄牛祭祀。牛作为祭祀先祖和神灵的祭品,有一个特指的名称——“牢”,一“牢”是两头牛,在甲骨文中祭祀用牛处处可见,比如“其告于高祖王亥三牛”、“王亥燎十牛,卯十牢”等等。 牛还经常被当成拉拢诸侯国或部落首领的赏赐品。商朝的王畿区和商朝的疆域并不是一个概念。甲骨文记载,商朝把国土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就是王畿区,即商王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而外服则是周边臣服于商朝的一些诸侯国。如果把这些诸侯国也算人商朝的疆域里,那么商朝疆域的确十分广大。不过从甲骨文记载分析,商朝周边那些诸侯国,基本上都没拿商朝当“天朝上国”,它们屡屡与商朝兵戎相见。而牛作为食用和祭祀的上品肉类,自然而然变成拉拢各诸侯国的赏赐品。牛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世本》云:“胲作服牛”,王国维考证胲即亥,也就是王亥。《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说明牛已经作为一项交通工具在使用了。至于牛耕耕作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远远晚于对于牛的食用和祭祀。
《吕氏春秋》云:“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此武王之德也。”
《周礼》云:“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飨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军事共其槁牛,丧事共其奠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以载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簝以待事。”
在古代农耕是大事,人们将牛马放归于华山、桃林,说明那时民间不但没有牛耕的习惯,连“服牛乘马”这种把牛马当交通乘载工具的情况也不多见。《周礼》也证实了这一点,里面说了牛的几种用途,其中唯独没有农耕之事,说明西周末年还尚无牛耕耕作方式或者说牛耕耕作方式只有极少数地区施行。
三、牛耕孕育的时间牛耕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由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比如冶金技术的发展,比如耕作方式的进步,再比如对牛的进一步驯服技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更节省人力物力的牛耕耕作方式逐渐兴起,替代了耦耕耕作方式。
铁的出现在古代历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铁的韧性较好,铁制农具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其他种类的农具,农具的质量得到极大的改进。而牛耕的“二牛三人”式的新型耕作方式也被智慧的先民们发明出来了,牛耕的工具是犁,犁的前端犁头就是由耜逐渐演化而成,犁头嵌在犁的前端,像人有冠一样,现在又称作铧头。铧头是铁做的,铁器出现以前,是不会有犁的,也不会有牛耕的。用牛拖拉有铁铧头的犁来耕作,大大地改进了耦耕的生产力。
《庄子·秋水篇》:“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穿牛鼻技术已经出现。
《吕氏春秋》:“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殚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所谓棬就是穿牛鼻的圆木圈,牛穿鼻以后牛进一步被人类驯服,牛就更听话了,这解决了牛耕的一大难题,这时候农耕的各项条件已经成熟,所以春秋战国之际是牛耕的孕育时期。
四、牛耕开始的地域牛耕应该开始于秦晋两地。牛耕最早的记载是《国语》:“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
《国语》成书最早应该在春秋后期战国初期,所以牛耕的开始最晚出现也应该早于公元前三世纪,而且最早应该开始于晋朝。但虽然是开始于晋朝,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到战国时期,牛耕在赵魏韩三晋地区都没有大规模推行。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记载的农家书四篇,也没有牛耕的相关资料,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战国时期赵魏韩三晋地区虽有牛耕,但是在民间的确没有大范围推行。
牛耕的大规模推行应该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事,《战国策》记载:“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秦国优待死士列之上地是采取牛耕形式耕种的田地,说明秦国已经开始大规模推行牛耕,而且也只有秦国大规模推行牛耕,才能让秦国解放生产力,有更多的人力物力粮食进行战争,而出土的《睡地虎秦竹简》对保护耕牛有着明确的考核规定也证明了战国时期秦国牛耕的确是大面积大规模推广实施了。
五、牛耕的历史意义从远古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时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农具的制作技术不断进步,农耕文明逐渐完善。牛耕形式的出现,极大的节省了社会生产力,缩减了劳动时间,耕牛的大规模使用使古代社会人力物力得到节省,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为古代中国奴隶制社会的逐步瓦解和并为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而且牛耕也推动了国家的统一,秦国大规模推广牛耕为秦国国力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为秦国灭六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人员力量,中国如果没有牛耕,统一的封建王朝是不会如此早出现的,因为牛耕节省的社会生产力使得秦国发展的比六国快,节省的人力物力使得秦国可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说秦国能统一天下牛耕功不可没。
牛耕的出现逐渐让中华民族形成了土地精耕细作、生产勤俭节约、经济富国足民、文化融合混一的优良传统和勤劳朴实、艰苦奋斗、和谐宽厚的民族精神,创造出璀璨辉煌的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